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封丘县留光镇居民柴先生反映，他的女儿是民政部门认定的困境儿童，却未被纳入封丘县医疗救助对象，在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时，没有享受到缴费减免政策。针对此事，封丘县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回应称，困境儿童是否享受居民医保缴费减免政策由各县自行制定，每个县政策不同，而该县就没有将困境儿童纳入医疗救助。

报道显示，封丘县在2020年5月制定的《封丘县医疗救助管理办法（试行）》中，困境儿童曾被纳入医疗救助。但在2022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只明确了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低保边缘家庭成员、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按规定给予分类救助。封丘县据此重新规定了医疗救助对象，而困境儿童并不在内。

对困境儿童，官方有定义，指的是因儿童自身、家庭和外界等原因陷入困境，需要予以帮助或保障的儿童，这其中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据不完全统计，困境儿童数量众多且呈增长趋势，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差异，困境儿童占比有所不同。

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从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强化教育保障、落实监护责任、加强残疾儿童福利服务等五方面分类施策，精准帮扶，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医疗保障方面，要求对重病、重残儿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给予倾斜，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适当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对低保家庭儿童、重残儿童、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给予相应补贴。

该《意见》也明确表示，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无虞、生活无忧、充满关爱、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是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该《意见》明确要求构建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居）三级工作网络，来实施对困境儿童的保障。

该《意见》是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并未废止，封丘县仅凭河南省内的一纸文件没有提到困境儿童，就擅自停止对这一群体的救助，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在河南，郑州市2025年就把困境儿童纳入了医保缴费救助的范围内。封丘县医保局工作人员称，各县可自行制定困境儿童医保缴费的减免政策，然而国务院的《意见》并没有这个说法，而是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强调各地区要将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规划，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考核，建立常态化、经常化的督查考核机制。可见，封丘县医保局的这一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从封丘县的做法可看到，各地在对困境儿童医疗救助政策的执行上，有较大差异。一些地区的财政状况好一些，将困境儿童纳入了救助范围，而一些财政状况不好的地区，可能未将其纳入，导致救助政策在执行上的不公平。某些地区像封丘县一样，即使过去把困境儿童纳入医疗救助了，未来也可能因财政支出困难，而停止对困境儿童的救助。

在一些地方官员的理念里，仍把照顾儿童只视为家长的责任，未把它视为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已近34年，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所谓“儿童最大利益”，是国际社会通行的保护儿童原则，它认为在涉及儿童的所有行动中，均要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这不仅是所有儿童的权利，更是国家的义务。《公约》以条约法的方式，赋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效力，要求国家和政府在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中发挥更大作用。“最大利益”是所有签约国儿童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

“最大利益”原则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在法律和制度建设、利益分配方面，优先确保每一个儿童在身体、心智、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要处处体现“儿童优先”的理念。当儿童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全面照顾时，国家有履行保护孩子的义务。

国务院虽有《意见》，但由于没有专门的针对困境儿童医疗救助的法律法规，导致各地对政策执行的不一致，各地救助标准也不明确，这种政策的不一致给困境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困扰。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是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困境儿童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资金来源、法律责任等，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困境儿童的医疗权益提供法律保障。同时，需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将更多的儿童重大疾病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减轻困境儿童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

有了法律法规，才能真正明确政府的主导责任，让各级政府把对困境儿童的医疗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确保救助资金充足。通过建立由财政、医保、民政、卫生健康、教育、残联等部门组成的困境儿童医疗救助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只有法律界定明晰、政府主动作为，困境儿童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切实保障。